以人才赋能边疆高质量发展******

　　作者：柴真（石河子大学党委书记）

党的二十大报告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的高度，对教育、科技、人才事业进行一体化部署。科技创新离不开人才支撑，高校作为培养和集聚人才的主阵地，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切实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才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地处西部边陲的石河子大学自诞生之日起，就致力于为屯垦事业培养汇聚大批英才。73年砥砺奋进，学校初心不改，努力建设具有兵团特色的人才高地，为边疆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精心育才，谋长远之计

人才是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关口前移，源头施策，就必须持续加强高质量人才队伍建设。石河子大学始终把人才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培养造就了一支高水平师资队伍和一大批“下得去、留得住、用得好”的高素质人才。近年来，学校新增国家人才计划入选者27人、国家教学名师1人，新增教育部创新团队2个，“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2个，60%以上的毕业生留在新疆和兵团建功立业，真正为边疆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人才、留住了人才。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大计。石河子大学将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人才工作的新理念新战略新举措，坚持党管人才原则，深入推进人才队伍建设“精准提拔一批、全力帮扶一批、重点奖励一批、全面培养一批、柔性引进一批”工程，通过对口支援计划、部省合建计划、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支持计划、青年创新拔尖人才计划、“攀登计划”等政策，持续加大高层次人才和新进人才的自培力度，实现人才发展体制机制的全面优化。同时，学校将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用兵团高校的红色底蕴启智润心、培根铸魂，以兵团精神育人导向深化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以学科动态调整对接国家、兵团战略发展和区域人才需求，为培养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紧缺人才、战略性新兴产业人才以及民生急需的专业人才打下坚实基础。

多方引智，汇发展合力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才能加快建设更具竞争力的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多年来，石河子大学坚持用好用足西部和兵团人才政策，完善学校配套措施，国内外引智工作不断取得新成绩。五年来，学校新增中国工程院院士1人、双聘院士1人、院士工作站在站院士3人，引进国内绿洲学者107名、国外绿洲学者2名，专任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人数增加6%。其中，“面向绿洲生态的农业化学品工程学科创新引智基地”入选“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简称“111”计划），实现了学校在国际人才引进方面的重大突破。

在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时代背景下，石河子大学将继续在汇聚人才上发力。通过“绿洲学者”“聚贤工程”等项目，不断完善高层次人才流入的制度保障。充分发挥事业的拴心留人作用，着力加强内涵建设，将高端人才引进与事业平台搭建有机结合，以一流学科为引领，以“高峰、高原、高地和培育学科”四级学科生态体系为基础，以博士点、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文科基地建设为抓手，全力为一流人才提供一流创新平台，实现人才发展与平台建设相互促进、共同提升。持续深化改革，推进落实放管服，健全评聘考贯通的考核评价机制，扎实做好评价考核激励后半篇文章，营造更加多元、更加开放，也更具吸引力的人才成长环境。

人尽其才，显时代担当

高校作为科技创新的策源地，如何更好地面向国家战略需求、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是必须回答好的时代命题。石河子大学始终坚持“以服务为宗旨，在贡献中发展”的办学理念，充分发挥人才资源和智力优势，引导师生把论文写在边疆大地上，努力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贡献石大智慧和力量。

2022年，石河子大学各级各类科研项目立项合同总经费比去年增加30%，创历史新高。围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学校以科技特派员专家团队服务项目为抓手，发挥科技服务社会功能，赴基层连队、村庄重点围绕特色林果、设施农业、医疗综合服务等方面开展科技服务，共培训基层职工、农民9000余人次，服务带动农户5600余户，共带动受援对象增收近300万元，有效推动科技成果加快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助力区域产业大发展。

党的二十大为学校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指明了方向。学校将着眼科研创新长效机制的建立，加强有组织科研，积极参与“揭榜挂帅”项目，主动承担国家、兵团重大科研项目，努力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培育更多科技领军人才和科研创新团队，产出更多具有标志性的重大科研成果。立足兵团产业特色，学校将在荒漠生态、盐碱治理与农业提质增效、健康养殖、农产品加工等领域进一步加强应用技术推广与示范；瞄准区域长远发展需求，学校将继续推进兵团能源发展研究院建设，配套设置相关专业，在人才培养和科研转化上双管齐下。以科研团队为基础，以学校合作企业、“访惠聚”工作队和定点帮扶单位为基点，学校将持续组织专家教授深入基层团场和地方县（市）开展技术推广、培训和咨询服务，深化“专家+工作队+职工”“技术+产业”的科技合作模式，为兵团经济增长、转型升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踏上波澜壮阔的新征程，石河子大学将深深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宏伟目标，坚定不移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继续扎根兵团，赓续红色血脉，以更有激励性的人才培育机制、更有吸引力的人才引进政策、更有竞争力的人才发展平台，书写好不负党之所期、国之所系、民之所愿的“人才戍边”新篇章。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9日 05版）

动物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作者：陈怀宇（河南大学特聘教授）

　　动物史已经在国际学界引起了持续的关注。在2022年8月下旬波兰波兹南市举行的第23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开幕式安排的主题发言第一场便是“动物史和人类史的交互演进”，强调“动物的主体性”“人类记录中的动物”“动物的展现”“野生和家养动物的管理”四方面的研究。这充分说明了动物史研究的重要性和前沿性。人类的生活离不开动物，人类历史的发展也是和动物共生的历程。当然，从自然史的角度而言，动物的历史要比人类的历史久远得多。

　　进入人类世之后，人类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而动物的活动范围不断缩小，特别是启蒙时代以来，人类被视为万物之灵，地位凌驾于自然界的动物之上。人口在二战后爆发式增长，工业化在全球迅猛发展，与之相伴随的是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地球上的物种急剧减少，下一代能亲眼看见的动物越来越少。这种危机促使学者从将动物看作是客体和资源使用转向思考与动物共存共生。当国际学界出现这样的自觉意识之后，去人类中心主义的动物史作为一门新兴学问应运而生。动物史试图从动物的角度，分析动物如何参与并塑造人类的社会生活，帮助人类重新定义自身。动物史也关注环境和生态危机，因此可以说是环境史的延伸。此外，与传统科技史主要将动物视为人类思考和研究的客体相比，动物史特别增加了关怀动物生存状况的伦理维度，因此为传统科技史增加了人文面相。

　　近二十年来动物史研究蓬勃发展，但仍然面临很多挑战。首先，动物史作为一门史学新兴领域，在史料的选择和运用方面仍然存在很大局限，因为动物本身并无语言文字，也不能创造出图像材料。人类对动物史的认识，必须仰赖自身创造的史料，包括语言文献、视觉图像、传说和口述资料等。因而历史学者在阐述史料中呈现的所谓动物的声音和动物的能动性时要特别小心谨慎。

　　其次，目前动物史所探讨的范围，很大程度上局限于与人类关系密切的动物，特别是脊椎动物和哺乳动物。这些动物长期以来被当作人类重要的营养来源，在远古时期参与了人类历史进化，历史上也被用来制作皮毛用品，甚至成为人类精神和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人类从动物那里获得灵感，创造文学、艺术，再现动物。与人类关系密切的动物，如牛、马等，留存下来的史料较为丰富，而相当多的未驯化的野生动物，如麋鹿等，古人与其接触不多，留存下来的史料较少。甚至大熊猫这种现在大家广为熟知的动物，直到近代才引起广泛关注，古代的史料相当有限。至于一些海洋动物，如鲸鱼、鲨鱼、海星等，古人也所知甚少，因而留下来的史料不多。这些都给更为全面广阔的动物史研究带来很多困难。

　　最后，动物史主要由欧美学者倡导，目前动物史研究并没有出现国际性学会和组织，在大学和研究院也没有学系和研究所等学科建制，仅在美国纽约大学等少数学校设立了以动物研究为主修的专门学位,完备性尚待时日。

　　动物史虽然面临学科建制不成熟的挑战，不过也存在着发展机遇，出现了不少国际项目以及合作计划。动物史研究的论文也经常出现在一些期刊上，比如《社会与动物》等，这些期刊不仅仅限于动物史，大多是广义的动物研究。此外，还有不少出版社出版动物史系列丛书。中文学界也将陆续推出一系列海外动物史重要论著的中译本以及中国学者原创的学术研究作品。显然，未来动物史研究将迎来发展新机遇。

　　动物史受到去欧洲中心主义、去殖民主义的影响，出现全球史研究的趋势，比如美国历史学家特劳特曼在其著作《大象与国王：环境史》中探讨了大象在埃及、两河流域、印度、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上的政治意义，特别是王室用大象进行祭祀、狩猎和展示来构建王权的象征性意义，以及大象在南亚和东南亚历史上所发挥的军事作用，甚至也涉及了大象在近东地区和欧洲作为战争工具的流布。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近年来尤为关注亚洲的动物史。历史上，来自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的各民族通过丝绸之路，将一些动物作为贡品或者贸易物品带到东亚；基于亚洲历史上各国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动物外交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此外，欧美探险家、考古学家和收藏家在丝绸之路沿线的考古遗址和古代遗址中发现和收集了许多写本和铭文，这些丰富的文献以多种不同的语言写成，包括于阗语、中古波斯语、蒙古语、粟特语、西夏语、藏语、吐火罗语和突厥回鹘语等。对这些文献中出现的动物进行研究，将帮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亚洲的动物文化及其在塑造亚洲历史乃至更广阔的人类历史中所发挥的作用。

　　关于亚洲动物史研究，除了上述关注重点，近年来欧美学术界还出现了一些重要作品，如耶鲁大学教授米哈伊尔的奥斯曼帝国埃及动物史、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布姆加德的马来世界猛虎研究等等。在一些学术会议和工作坊，也频频出现有关亚洲动物史的议题。越来越多的研究亚洲地区的学者，无论研究文学、历史还是宗教，都开始重视动物研究，并将动物研究的新方法与文本分析的传统方法结合起来，以揭示动物在传统和近代亚洲经济以及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功能和角色。

　　动物史的发展与人类的现实关怀紧密结合在一起。未来的动物史研究应该继续拓展地理范围，从跨国和全球的视角，关注不同族群如何记录动物的活动及其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动物史研究进一步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从科技角度对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近些年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和脑成像领域。美国动物行为学家斯洛波奇科夫与计算机专家合作，通过一种人与动物之间的翻译器，将动物的声音、脸部表情、肢体动作译成人类能懂的语言，实现人与动物更为密切的情感交流。而另一位美国学者伯恩斯则用脑成像技术试图理解动物的心理活动。这些科技发展，可能会重新定义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同时也会给人类带来许多难以预料的挑战。面对这些关涉人类社会发展的前瞻性议题，动物史的研究将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和思考人与动物的关系，保护生物多样性，为后世的永续发展提供一个健康的环境。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